唐曉渡先生自選詩學文章之七：

所謂“朦朧詩”的面世是近十年中國新詩發生的第一件大事。毫不夸張地說，其意義是劃時代的：這陌生的“蒙面人”一經出現在詩的地平線上，就使讀者的審美意識和審美視野發生了根本的改觀。尖銳的楔子楔入習慣惰性的深處，任其流血、劇痛而終不能復元。但更重要的還是被歸入“朦朧詩”名下的一批青年詩人在創作中所堅持的個體主體性的原則立場和詩歌本體的指向(參見拙作《實驗詩：生長著的可能性》)：它不僅使業已獲得生機的詩壇再也無法恢復到它所無意識趨向的大一統格局，而且開辟了進一步分化、發展的眾多新的可能。

　　無論歷經了怎樣的曲折坎坷，“朦朧詩”還是實現了對當代新詩的有力變構。八○年左右，一種二元分立的局面事實上已經形成。隨后圍繞“朦朧詩”爆發的論爭只是把這一局面凸現出來。然而這一局面很快就受到了新沖擊──快得甚至有點令人無所措置。沖擊來自更年青的一代詩人，他們被集體命名為“第三代”詩人。無論如何這是當代新詩的又一件大事。這不僅因為其人數之多、聲勢之大，沖擊之激烈廣泛，足以造成某種“全方位的喧嘩與騷動”，而且因為它的介入——這種介入完全稱得上是一次“入侵”──帶來了當代詩壇一系列新的、某種程度上更為深刻的變化，從而同時發展了其困境和生機。

　　如同“朦朧詩”一樣，所謂“第三代詩”也是一個非常含混的后設指稱。由于有關的界說多來自“個中人”，就顯得格外梳理不清。不過這并不重要。就筆者而言，它乃是指繼“朦朧詩”之后又一次探索新詩變革的青年詩歌現象。需要補充的是：第一，應該把作為詩歌運動的“第三代詩”和作為詩歌實體的“第三代詩”區別開；第二，應該把籠統的指稱和單個的詩人區別開來。后一點相對于那些一直以游離的態度置之度外，而又具有鮮明探索意向和實績的詩人尤為重要。

　　“第三代詩”作為一個整體的形象，是經由1985年四川的《大學生詩報》、《現代詩內部參考資料》到《詩歌報》、《深圳青年報》主辦的“1986中國現代詩群體大展”而逐步樹立起來的，其樹立方式具有明顯的運動特征，即經過了組織的廣泛而自發的群眾性。這是它有別于“朦朧詩”的第一點觸目所在，并立即為反對者提供了指控的理由：它看起來確實像是人為造成的。但這類指控很難成立。且不說存在于運動對面的現實詩歌秩序的壓力──它剛剛以“寬容”的姿態默許了“朦朧詩”的“合法”地位，對更新一代的詩歌卻仍然熟視無睹，拒不接納——是導致運動產生的直接動因(雖然也只是表層的動因)之一，僅就運動本身而言，卻遠非任何人力所能企及。在這樣一個偶像破滅的時代，設想一個高居運動之上的號令操縱者是不可思議的。事實上，組織者在這里只是充當了穿針引線的角色，以致在運動過程中更多地隱而不顯，真正被凸出的是過程本身。此外，運動構成的復雜性也很能說明問題。據統計參加“大展”的“群體”多達84家。盡管去除了那些玩世不恭者和被脅裹進來的泡沫成份，具有實體性(較明確的理論主張和相應的創作實力)的不過數家而已，然而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在詩歌觀念和美學追求上如此不同，以致截然相悖(突出的如“他們”之相對于“非非”；“莽漢”之相對于“整體”)的群體何以會走到了一起？它僅僅是一種追逐功利的現實聯合嗎？

　　假如這就是答案，那么這場運動就如某些人所說的，是一場純粹的“痞子運動”；而假如我們覺得這樣說有哪里不對頭(倒不是不忍心)的話，那么就有理由追問：是否有某種更內在的動因在背后支配著這場運動，賦予其以實質內容，從而使那些放肆的叫罵，眩目的旗幟，夸張不實的宣言口號、廣告張貼，厚顏無恥的自吹自擂、自戀自愛，諸如此類，相比之下即便不是它的附加成份，也只是它的手段，病態而不無合理性的手段？而如果說手段的病態必然意味著過程和目標的病態(它們確實是病態的──這么多人狂熱地投身同一詩歌運動，不能不是一場“病”)的話，那么，透過所有這些病態，粉碎運動造成的集體幻像、清除掉它自我涂抹的油彩，最后，經由還原而消解和拋棄運動本身，就是提示出上述動因的必要前提。

　　作為運動的“第三代詩”選擇“朦朧詩”當成主要的攻擊目標肯定有其策略上的考慮；但這種明眼人一看即穿的把戲并不能說明什么。在諸如“pass”、“打倒”一類的激烈言辭后面，顯然隱藏著一個重要的心理──藝術事實，即被明確意識到的與“朦朧詩”的差異和分野。韓東是在1982年就最先對此作出了清醒表達。周倫佑則在最近的《論“第三代”詩歌》一文中進一步將其系統化了。

　　然而我們卻必須從二者的一脈相承性出發來論及于此。“第三代詩”在許多方面沿用了“朦朧詩”當初的一套做法，例如組織社團、自辦刊物等等。這些都還在其次；更主要的是美學立場的內在一致。我曾經把從“美”的主體意識(大寫的“人”)的覺醒，到個體主體性(小寫的“人”)的確立，作為十年來中國詩界、乃至文學界所發生的第一義精神事件來加以肯定；廖 亦 武的一行詩句表達了大致相同的意思：

　　我們撲倒在自己這個傳統里(重點系引者所加)

“朦朧詩”所接續，或者說激活的，正是這樣一種詩的傳統，這樣一種立足自身，并經由自身發現，反抗、超越、重建傳統的傳統。“第三代詩”直接受惠于這歷史性的成果，而將其作為創作的現實前提。另一方面，差異和分野也就由此發生。

　　這里首先涉及的是個體狀態和自我意識的問題。這個問題和單個人的性格無關，恰恰相反，它突出的是具有不同創造秉賦的個人在社會──文化境遇和相應心態上的某種一致性。“第三代詩”和“朦朧詩”在這方面的區別可由以下一系列對比(它只能是主要的和相對的)見出：

　　“朦朧詩”

　　社會──文化境遇大一統背景下的意識形態對抗；文化關禁下的有限選擇；價值的緊張危機；道德的人格化、心靈化。

　　心態更多訴諸人道、人性的思辨和抒情力量；追求自由的崇高感；普遍懷疑中的積極維系；反抗異化的悲劇意識。

　　“第三代詩”

　　多元趨勢中的意識形態解體；文化開放中的多種選擇可能；價值的松散懸浮；道德的商品化、物化。

　　更多強調個體生命的原生狀態；承受自由的失重感；自我中心造成的責任脫節；懸置異化的“中空”意識。

　　如果說“朦朧詩”和“第三代詩”同樣經歷了某種隱蔽的、“地下”(即在公共視野之外)的“個人化”階段的話，那么前者是被時代拘囿的，后者則是被時代解散的。被解散的個人乃是更純粹、更徹底的個人。無論出于自覺抑或被迫，在遠離時代中心的地方他都成了“局外人”。這與“朦朧詩”不由自主地置身“局內”，是一個綜合性的對照。

　　對這種“局外人”境況的意識在于堅的一句戲語中被比喻為“站在餐桌旁的 一代”。它令人窘迫，同時也必將成為一種動因。它使生命同時獲得了更多的創造或破壞的可能。在前一種情況下，詩人成了孤臨一切的“造物主”；在后一種情況下，則和“莽漢主義”所宣言的，成了“腰間掛著詩篇的豪豬”。它從根本上說是一種幻覺(誰能跳出這世界的“局”外？)，然而卻可以成為新的精神漫游的出發地。

　　首先，漫游者據此而自我確認了其自由的身份和姿態。這幾乎可以立即解釋“第三代詩”內部的詩歌觀念和主張何以如此分離以致對立(在“平民化”之外有“王者化”、“先知化”；在“口語化”之外有“高蹈化”、“隱逸化”、在“純詩”之外有“非詩”、“反詩”，如此等等)，而總體上卻又表現出對“朦朧詩”的針對和反叛。在“第三代”詩人眼中，后者無疑已凝為某種固定的身份和姿態(例如“思想者”、“英雄”、“崇高的人格化身”等等)。時間的魔術從背后支持著他們作出這一確認，并促使他們去占有那些被時間圈定了的“領地”之外的廣闊空間，盡管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同樣面臨被凝固的危險。

　　其次，無論對“朦朧詩”所作的派定和置換游戲(將其特有的時代特征派定為一些相應的概念符號，然后置換進“反……”的現代公式中)，有多么幼稚和粗暴，自由的新一代漫游者都適時地將精神漫游變成了精神冒險。毫不奇怪，在這種用語言對抗語言的冒險中，現有“權威”的神圣性或“神圣”的權威性一無例外都遭到了褻瀆(此前“朦朧詩”已經在有限范圍內進行過這樣的褻瀆，不幸的是它如此之快地被納入一場更大范圍的褻瀆之中)。這即便不是冒險者的使命，也是他的特 權，盡管有時他會情不自禁地濫用這種特 權。一些簡單的或不那么簡單的“造 反者”及其附庸的混跡者的加入，使“第三代”詩歌運動像是在進行一場單方面的、不宜而戰的、通過飽和的地毯式“轟炸”而平地創造廢墟的語言戰爭，但盲目否定的“廢墟癖”并不是它真正的靈魂，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局面也不能掩蓋其中的佼佼者在厲行由“朦朧詩”所開始的詩歌實驗過程中迸射出的異彩。

　　“第三代詩”的實驗傾向突出地表現為生命領域的開掘和語言意識的強化這詩歌藝術的兩端上。它經由對“泛文本”和“絕對文本”的反向追求而得以同一。 一方面世界之所存者皆可入詩：從瑣屑的日常景觀到神秘的巫術玄思；從現代人的孤獨荒誕到初民般的混然不察，從得自民間的臟話俚語到置身天國的人神感應，從稍縱即逝的原始性 欲到永恒追慕的大化宇宙，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另一方面， 是所有這一切都被要求提到詩的文本高度加以對待，經由一個相對自足的語言──符號系統而獲得自在的生命。“他們”之“詩到語言為止”的明確主張、“非非主義”之“詩從語言開始”的著意強調，“整體主義”之意欲把語言“處理成一個實體，處理成整體系統中的一個層次”的勃勃野心，諸如此類，無不折射著與此有關的自覺努力。這種努力有時到了某種臨淵履薄走鋼絲的程度。例如在一部分詩人那里，對無明確指向的“歧義”、“復義”、“多重象征”等語義層次的一般重視被發展成對超越一切語義指向的“語感”、“語暈”等“純粹”詩歌文本特性的強烈追求，反邏輯的大規模語言“出格”(偏離)被導向反修辭乃至反對語言本身的不可思議的深處，等等。

　　“第三代”詩人多半樂于在探索的每一向度上走極端。他們毫無忌憚地毀壞一切自認為應該毀壞的，標榜一切自認為應該標榜的，以致有時根本不能分清，這里哪些是徹底的義無反顧，哪些是庸俗的嘩眾取寵；哪些是詩性的任性率真，哪些是練達的時尚利用；哪些來自追求藝術的獻身沖動，哪些根源非得即失的聚賭精神。或許在所謂“生命的原生狀態”中這些本來就互相滲透，彼此會合，所以他們才如此縱橫闔捭，不管不顧。這不可能是理想的詩歌狀態，然而在一個習慣傾向于單一、保守、封閉、僵硬的傳統──現實格局的背景下，卻是新的詩歌理想誕生的激烈前奏和必要中介，其自身同樣包含著不可忽視的生長因素。無論如何，迄今為止“第三代詩”已經提供了足夠多的值得研究的東西。它沖破了許多禁區、同時也標定了若干極限；實現了一些意料之外的詩歌可能，同時也跌進了一些事先設置的語言陷阱；制造了大量的文字垃圾，同時呈現了眾多的轉化契機。它給詩壇帶來了極大的混亂，同時也帶來了新的秩序。認為混亂本身就是秩序是一種形成。

　　“像市民一樣生活，像上帝一樣思考”曾經是一個流傳在許多“第三代”詩人中的口號。無論這個口號自身矛盾和虛妄到了什么程度，某些“第三代”詩人似乎確實成了他們自己的上帝。他們的“造物”構成了“第三代詩”的實體。這個實體究竟有幾多價值需要置于一個逐極擴大的詩歌序列(從中國現、當代詩歌到古代詩歌，再到世界詩歌)中予以不同層次的細估和評定。它完全可能被淹沒，但肯定不會歸于虛無。匆匆忙忙地給出結論，特別是根據他們自己的宣言或理論給出結論是不必要的。以至關重要的文化態度為例，“第三代詩”的真正姿態就遠非“反文化”可以涵蓋。除“反文化”外，尚有“非文化”、“唯文化”、“泛文化”等傾向，且存在相互間轉化的可能。

　　為了提供一份第一手的“參考文獻”，我們選編了這部詩集。這們希望它能幫助人們意識到一個明顯的事實，即由于“第三代詩”的介入，當代新詩已經發生了繼“朦朧詩”之后的二次變構。它不僅導致了詩歌格局在持續分化中進一步趨于多元，而且以全面毀壞──重建的探索方式昭示了新詩變革經由個體創造力的進一步解放而迂回深入的內部活力和進程。另一方面，作為運動的“第三代詩”從它驚世之日起就已解體，在這一運動中達成的群體聯合也將逐步失去意義。凌駕于一切具體運動和現實秩序之上的，是永不滿足的詩歌本身的運動。選擇詩者必被詩所選擇，而它只選擇、接納單個的詩人和作品，并通過他們顯示出，只有它才是最后的支配者，才是那最內在的動因。

　　　　　　　　　　　　  1988年11月，北京。